妊娠期用药始终是一个敏感而复杂的话题。由于伦理原因，孕妇和哺乳期女性通常被排除在临床试验之外，因此许多药物缺乏充分的安全性数据。偏头痛治疗药物也存在类似情况——但并非所有药物都“数据不足”。
在德国头痛日和欧洲头痛日（9月5日）之际，Deutsche Migräne- und Kopfschmerzgesellschaft (DMKG) 举行线上新闻发布会，围绕“偏头痛女性在妊娠与哺乳期的安全用药”进行了权威解读。
一、问题规模：年轻女性高发，孕期患者数量庞大
乌尔姆大学医院的 Wolfgang Paulus 医生首先强调了这一问题的流行病学意义。
数据显示：
女性患偏头痛的概率约为男性的三倍；
在18至29岁女性中，患病率高达25%；
德国每年约有70万例妊娠，其中估计约15万名孕妇同时患有偏头痛。
Paulus 医生同时是德国“Reprotox”生殖毒理咨询中心负责人。该机构与柏林夏里特医院的 Charité – Universitätsmedizin Berlin 旗下“Embryotox”并列，是德国两大生殖毒理咨询机构。
二、妊娠对偏头痛的影响：多数缓解，部分仍需治疗
在妊娠期间，由于激素水平变化，约50%至80%的偏头痛患者报告发作频率下降。
然而，仍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在孕期需要使用药物控制急性发作或进行预防治疗。因此，科学评估药物安全性至关重要。
三、急性发作治疗：哪些药物相对安全？
（一）对乙酰氨基酚
Paulus 医生指出，对乙酰氨基酚仍然是妊娠期及哺乳期首选镇痛药。
近年来，一些流行病学研究曾提示妊娠期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可能与隐睾、哮喘、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或自闭症谱系障碍有关，引发公众担忧。
但2019年发表在《European Respiratory Journal》的一项兄弟姐妹对照研究显示，这种关联并非对乙酰氨基酚特异性，而是所有镇痛药均存在类似相关性。研究推测，真正的风险因素可能是母亲因疼痛和焦虑释放的压力激素，而非特定药物本身。
因此，在明确适应证、短期使用的前提下，对乙酰氨基酚可在整个妊娠期用于轻至中度偏头痛发作。
值得强调的是，不治疗严重偏头痛发作本身也可能带来风险。
（二）布洛芬
布洛芬在妊娠期和哺乳期总体较为安全，但有重要限制：
在妊娠第三个三个月期，因可能导致胎儿动脉导管提前关闭，所有非甾体抗炎药（NSAIDs）均应避免使用。
（三）舒马曲坦
对于曲坦类药物，舒马曲坦目前已有较为充分的安全性数据支持。
专家认为，舒马曲坦可在妊娠各阶段及哺乳期使用，是相对可接受的选择。
（四）止吐药
恶心既是妊娠早期常见症状，也是偏头痛发作的典型伴随症状。
甲氧氯普胺作为经典止吐药，在妊娠和哺乳期均有较充分的安全性数据支持。
对于严重恶心，可考虑使用昂丹司琼。尽管数年前曾有“红手警示”提示其在妊娠早期可能增加口面部或心脏畸形风险，但后续研究未能证实显著风险增加。
四、预防治疗：可用药物与禁忌药物
（一）可继续使用的药物
用于偏头痛预防的药物中，以下药物在必要情况下可在妊娠期和哺乳期使用：
β受体阻滞剂（如美托洛尔、普萘洛尔）；
抗抑郁药（如阿米替林）。
但需注意：临近分娩时应避免使用最大剂量，否则可能导致新生儿适应障碍。
（二）明确禁忌药物
托吡酯和丙戊酸因具有明确的致畸风险，在妊娠期禁用，即便用于偏头痛预防也不可使用。
近年来曾有担忧指出，若父亲使用丙戊酸，可能增加后代神经发育障碍风险。对此，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已决定该药物对男性的处方需由专科医生管理。
但从病理生理学角度来看，专家认为目前尚无充分证据支持父源性丙戊酸暴露与儿童发育障碍存在明确因果关系。
五、新型预防药物：数据不足需谨慎
目前缺乏妊娠期充分安全性数据的药物包括：
肉毒毒素；
CGRP单克隆抗体类药物，如Eptinezumab、Erenumab、Galcanezumab、Fremanezumab。
在哺乳期，理论上单克隆抗体作为大分子蛋白质不易大量进入乳汁，即使进入也会在婴儿消化道中被分解。但由于缺乏充分数据，仍需谨慎使用。
六、核心问题：数据不足的现实困境
生殖毒理学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数据匮乏。
由于伦理原因，孕妇和哺乳期女性无法参与随机临床试验，目前主要依赖观察性研究，而这些研究往往暴露数据不均衡、样本量有限。
德国的 Reprotox 和 Embryotox 两大咨询机构长期承担咨询与研究任务，但资金支持不足。
DMKG 呼吁加强财政支持，以改善孕期和哺乳期女性的医疗信息获取和安全用药指导。
七、结语
对于患有偏头痛的孕妇来说，“完全停药”并非总是最安全的选择。科学评估风险与获益，在专业指导下合理用药，往往比盲目回避更重要。
在现有证据基础上，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避开晚期妊娠）、舒马曲坦以及部分预防药物均可在严格指征下使用。而托吡酯与丙戊酸则应明确避免。
妊娠期用药的关键，不在于绝对的“安全或危险”，而在于基于证据的个体化决策，以及专业医疗团队的充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