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著名病毒学家、柏林夏里特医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所长克里斯蒂安·德罗施滕（Prof. Dr. Christian Drosten）近日在图林根州新冠疫情调查委员会上表示，他本人对新冠病毒首次感染后所形成的免疫保护之弱感到“相当震惊”。
“我自己也感到意外，一次初次感染所留下的免疫力竟然这么有限。”这位53岁的病毒学家在听证会上坦言。他原本希望，人们在经历一次感染后，至少能够获得更为持久和稳固的免疫保护。
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期望未能实现
德罗施滕特别提到，他曾对全球南方国家寄予一定希望。在德国，由于新冠病毒对老年人具有明显更高的致死风险，而德国本身又是老龄化社会，因此“通过自然感染实现群体免疫的策略从一开始就不可行”。
相比之下，许多全球南方国家人口结构更为年轻。他曾希望，在这些国家中，病毒传播后人群能够更快建立免疫屏障，从而减缓疫情持续时间。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
“病毒在这些国家同样持续多年、一波又一波地反复流行，这一点在当初并没有被我充分预见。”德罗施滕表示，他当时对病毒免疫学特性的设想“过于简单、也过于理想化”。
这一认识也从侧面印证了新冠病毒免疫逃逸能力强、感染后免疫保护衰减较快的特点，为后续疫苗接种和加强免疫策略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图林根州调查委员会的背景
图林根州新冠疫情调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系统梳理新冠疫情期间政治层面的决策失误与不足，并为未来类似公共卫生危机提出改进建议。除该调查委员会外，图林根州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调查与咨询委员会，用于总结疫情经验，为未来的流行病或健康危机提供制度性参考。
德罗施滕：在第一波疫情中“等待”将是致命错误
在听证会上，德罗施滕明确表示，如果德国在疫情初期采取“观望态度”，等待医疗系统出现明显超负荷迹象后再采取措施，将会造成灾难性后果。
“我可以非常明确地说：在政治层面的传染病防控中，等待直到医疗系统出现超载信号，是一个严重错误。”他强调。
德罗施滕向议员们展示了德国与英国在疫情第一波中的对比数据。数据显示，英国在启动严格防控措施方面比德国晚了约三周。
根据他的推算，如果德国当时采取类似英国的应对节奏，在同一时期内死亡人数可能高达约7万人，而实际死亡人数约为9,300人。这意味着，仅在第一波疫情中，提前干预就可能挽救了约6万条生命。
他指出，在整个新冠疫情期间，德国累计死亡人数略低于18万人。“我们原本需要面对更多死亡，但正是由于第一波的早期干预，我们挽救了非常多的生命。”
维勒：不存在所谓“未接种者的疫情”
在同一调查委员会上，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KI）前任所长洛塔尔·维勒（Prof. Dr. Lothar Wieler）也作为专家出席。他明确表示，从RKI的专业角度来看，新冠疫情并不存在“未接种者的疫情”这一说法。
“在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未接种者的疫情’。这一表述在科学上并不准确。”维勒指出。
政治表述与科学评估的差异
“未接种者的疫情”这一说法曾被时任德国联邦卫生部长延斯·施潘（Jens Spahn）使用。例如在2021年9月，他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从感染率和重症监护病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不断扩大的‘未接种者的疫情’。所有可以接种的人都应当获得保护。”
对此，维勒的表态体现了科学机构与政治传播之间的区别：虽然疫苗在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角度，将疫情简单归因于某一人群，并不符合科学评估原则。
科学共识带来的启示
综合德罗施滕和维勒的发言可以看出，新冠疫情在免疫学特性、防控时机以及公共沟通方面都带来了深刻教训。一次自然感染并不能提供可靠的长期免疫保护，早期、果断的公共卫生干预至关重要，而科学评估应与政治表述保持清晰区分。这些经验，对于未来应对新发传染病具有重要现实意义。